社会科学需要重建，为什么？创立于1993年的“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”经过两年多的合作研究，将他们的主要观点汇集于《开放社会科学》（三联书店，1997年）一书之中。
重建社会科学的要求由社会科学学者提出，《开放社会科学》实际上主要是写给学术同行们看的。尽管如此，当代社会中任何学术研究都赖以生存的现实性条件，比如，政府、教育机构、私人基金会和社会公众等并没有被忽视。《开放社会科学》的第一章“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”希望人们首先明白，社会科学的宗旨在于“针对能以某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、世俗的知识”，（3页）这一点因适应社会需要而在大学中形成制度化的研究。
社会科学的开展有赖于学科的制度化，其基本方面是对学科界限差异的明确意识，即能够也必须向社会表明某一种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性。然而，1945年以后，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，这不仅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，（见第二章“1945年以后至今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”）也搞晕了学术研究的社会支持者，九十年代财政危机席卷整个知识界。这种严重的情况虽不至于危及社会科学的存在，但社会科学无能的印象早已不是个别人拥有的了。所以，全面、郑重地考虑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划看来是时候了，在第三章“我们现在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”中，六位“国际级”的社会科学家在四位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的协助下，阐述了自己的看法，似乎可以代表西方学术界在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上的一般态度。
我们发现，其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问题，但已经不再执着于社会科学科学与否的争论上，因为自然科学的新近发展似乎说明自然科学已经变软，有点儿像社会科学了。原来社会科学不但羡慕自然科学经验证实的“尊重事实”的风格，还希望在方法上尽量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。但是，自然科学软化自己就很成问题，一种自然过程不可重复的观点本身就是非科学、不可证实的。所以，我认为，社会科学还不到与自然科学联手共创未来的地步，而且，为了加速融合趋势把社会科学中关心自然、生态平衡、环境污染、资源短缺等问题拉进来，也太勉强了。
“社会科学一向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”。（87页）但试图向国家这个对象单位挑战，其目的总是不纯的。它可能出于这样两种心情：一种是“国际”主义的，一种是霸权主义的。无论全球的，还是地区的，国际关系都值得研究。但这一要求是再合法不过的了，提倡这种研究不构成难题。由于社会科学大多或直接或间接通过政治渠道为现实服务，所以那种超越主权的企图往往难以避免霸权主义的阴影。西方国家也许不在乎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霸权主义是绝对不会同意的，可以看出，这种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。所以“是不是选择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”是一个假问题。实际上，人们还可以发现，所谓“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”也是一类假问题，提倡学者开阔视野、加强交流、提高话语技术在没有推出充足理由之前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。
但是，社会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可是一个大问题。一开始，客观性问题等于科学性问题，现在这个倾向已经不流行了。现在的客观性问题是关于如何排除主观性的问题，而挑除主观性实际上是要确保“中立性”，价值上的中立性。这种愿望不知是装糊涂还是另有企图，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在整理事实的基础上提供价值性的行动方案，分属实证性的（Posifive）和规范性的（normative）研究。还有一种客观，可以算作真正重要的问题：客观性等于理论上的有效性。但是看得出，书中讨论的有效性标准基本上取自自然科学，比如方法上的可重复性，观察材料的主体间性等。社会科学如果顺从自然科学的要求就不会为基础烦恼了，这个问题的难度可见一斑。所以，《开放社会科学》作者们反复强调：“最重要的是，学者们应就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展开明晰的、公开的、明智的和紧迫的讨论”。
